假如让主席来领导“第五次对抗围剿”的行动，红军能不能打赢那场仗呢？
【由毛泽东打破“第五次围剿”是非常可能的】
虽然这事儿纯属想象，毕竟历史没法重来，没法假设，但要是咱就单纯地从事情本身出发，想象一下“要是怎么样”，说不定能琢磨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。
要是让主席来领导那次“第五次反围剿”的战斗，红军有没有可能打赢呢？
回答是“可以”，这事儿板上钉钉了。
在毛主席、周总理和朱老总等人的带领下，国民党前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攻都没能成功。所以说，要是“第五次反围剿”照着毛主席的策略来，胜利那是稳稳的。你想啊，前四次咱们都是人少敌多，力量差得老远，但靠着红军那灵活多变的打法，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最后只能灰头土脸地逃走。再说了，“第五次反围剿”的时候，咱们还有个好机会呢，就是“福建事变”，这可是能好好利用的一把利剑！
我觉得吧，博古和李德他俩搞砸了两件大事。头一件，就是把毛泽东那套打游击的法子给丢了，那时候，那可是咱们对付强敌的唯一妙招啊。第二件呢，就是“福建事变”那么好的一个翻身机会，愣是没抓住。就这俩事儿，一个内部一个外部，直接把红军在“第五次反围剿”里给拖垮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扔下中央苏区，往西边跑，这一跑，就跑出了万里长征。
【前四次“反围剿”的兵力对比】
咱们先瞅瞅那几次“反围剿”大战里，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。说到武器、装备、后勤还有钱财这些，那就别比了，肯定是敌军遥遥领先，占了大便宜。
第一次打“围剿战”时，国民党那边分了5路兵马，加起来有近10万人，而我们这边呢，只有2万人，兵力对比是5比1，挺悬殊的。但好在有毛泽东指挥，最后我们打赢了，干掉了他们1万5千人。
第二次打“反围剿”的时候，国民党那边分了7路大军，加起来有20万人，而我们红军这边只有3万人，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7倍。带红军打仗的是毛泽东，结果我们打赢了，干掉了他们3万多敌人。
第三次对抗敌军包围时，敌人分成了三路大军，加起来有30万人之多，而我们红军这边还是只有3万人，敌人数量是我们的十倍！这次带队的还是毛泽东。结果这一仗打下来，我们红军消灭了敌军3万人。
在第四次对抗国民党“围剿”时，国民党那边出动了40万大军，分成了三路来攻。咱们红军这边呢，有7万人左右，人数上他们大概是咱们的6倍。但这次，咱们在周恩来和朱德的带领下，巧妙运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打法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。结果，咱们不仅干掉了他们3个师，还抓了1万多俘虏。
到了第五次对抗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时，敌军兵力猛增到整整100万人，而我们红军这边呢，只有11万人，这人数差距，简直就是十个人打一个，悬殊得很。不过，这种情况跟第三次“围剿”那会儿差不多。好在，前四次“围剿”咱们都赢了，有了这些经验，从理论上来说，要打败这次来犯的敌军，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的事儿。
【毛泽东游击战“十六字方针”】
说实话，不管是刚开始在井冈山那会儿，还是在后来建立赣南、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，包括前四次反“围剿”战斗，红军一直都是处于敌人强大、我们弱小，敌人人多、我们人少的境地。但好在有毛泽东这些红军头头带着，红军总能打败那些厉害的敌人，革命根据地越搞越大，红军队伍也越来越能打。记得刚开始在井冈山集合时，也就秋收起义、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和平江起义那点人，拢共才几千号，而现在光是中央红军就有十多万人，全国的红军加起来都超过三十万了，这可真是个不得了的奇迹。
这一连串事情的起因，就是红军的勇猛无畏和他们的领导层那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游击打法。毛主席把中央红军的游击战术精简成了四句话，通俗易懂：“敌人进攻时，我们就撤退；敌人停下时，我们就去骚扰；敌人累了，我们就动手打；敌人撤退，我们就追着打。”
这简简单单十六个字，对国民党军的各级头头来说，简直是挥之不去的恶梦。他们不由自主地被红军带着，在江西、福建的大山里绕来绕去。就像是被榨油的芝麻，“肥的被拖瘦，瘦的被拖垮”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红军就会冷不丁冒出来，给他们来个狠的。敌军整天心惊胆战，压力山大，心里都明白，跟红军打，那简直是自寻死路，能捡条命逃回去，那就得谢天谢地了！
【“第五次反围剿”为何会失败？】
“第五次反围剿”为啥没成功，说白了就是博古和李德俩人捅了大娄子，错得离谱，简直就是错误大全，数一数都有这么七条大问题：一是瞎指挥，二是策略乱，三是情报不准还硬上，四是兵力部署一塌糊涂，五是后勤跟不上，六是战术呆板不灵活，七是团队人心不齐。这些问题堆一块儿，不败才怪呢。
首先，咱们把全国的革命形势想得太美好了，以为革命的大浪潮已经扑过来了，得赶紧让红军大举反攻，直接跟国民党的正规军硬碰硬干一场大战。但这其实跟实际情况差得远了，没瞧清楚人家强大我们弱小这个关键点，所以做的决定完全是错的。
第二，说到实际的打仗方法，他们没再用毛泽东的游击战那“十六个字”的策略，不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差多少，就直接跟强大的敌军硬打，结果红军伤亡特别重。彭德怀对此非常生气，他严厉地骂李德：“你这小子，真是不知道心疼祖宗留下来的家产啊！”
第三，李德和博古非常固执，根本不听红军内部的其他声音。只要有人提出要重视敌人情况、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不同看法，他们就会给人扣上各种罪名进行打压。这样一来，红军里上上下下的指挥员和战士们，心里有气也只能憋着，不敢说出来。
第四点，他们太过看重正规战，把那些像毛泽东这样实战经验满满的人贬低为“土包子”和“山里的马列主义信徒”。他们认为，打仗就得完全照着计划来，一点都不能变通。李德在执行战术时特别固执，死板得很，连迫击炮放哪儿都得先在地图上标好。一开打，他就只知道在地图上划线，可那地图粗糙得很，跟实际地形差得十万八千里！
第五点，博古小伙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大当家的，但他对打仗一窍不通，还不乐意听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这些老将的意见。他偏偏找了个在伏龙芝学院深造过的德国人李德来指挥军队。可这个李德啊，军事水平真不怎么地，听说在苏联时也就管管一个师的事儿，实战经历少得可怜，就知道空谈理论。
第六点，咱们没借着“福建事变”那个好机会拉起反蒋的大旗，反倒把福建那头的势力，还有19路军，都当成了“比蒋介石还棘手的大麻烦”。结果，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这么溜走了，红军没了个得力的伙伴，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去跟强大的敌人干架。
第七点，敌人势力庞大，咱们跟敌人兵力差距实在太大。开战前，蒋介石吸取了前面四次“围剿”失败的教训，调动了近百万大军来攻打苏区。他们步步紧逼，建了一大堆碉堡，还残忍地杀害苏区百姓，让红军彻底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和后方供应。这也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【实际上，所有的原因都不是原因！】
上面提到的七个缘由里头，头六个都是咱们自己人的问题，唯独第七条，敌人太厉害，这个是外面的情况，咱没法改变。要是毛主席、周总理还有朱老总他们还管着带兵打仗的大事，那前面那六个不对头的地方，压根儿就不会出现。
首先，毛泽东在制定军事计划时，总是脚踏实地，从不瞎琢磨说革命高潮会提前来，就急着让红军去搞“全面进攻”或者“大决战”。他更不会不切实际地硬让红军去跟强大的敌人硬刚。他这人度量挺大，能接纳各种不同的声音。想当年，在那翠竹成林的井冈山，英雄豪杰都聚到了一块儿，光是后来的十大元帅里，就有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、陈毅、罗荣桓五位，还有那个大将里的头一号人物粟裕！
再者，说到具体的打仗方法，毛泽东碰到厉害的敌人时，总是采用游击战术，其中的核心就是“十六字诀”，他绝不会硬套什么固定的炮位，不顾战场的真实情况。说真的，任何一个指挥官，要是他的打法跟毛泽东的“十六字诀”对上号，那跟强敌较量时，肯定能打出一片天地。红四方面军的老总徐向前，就是个现成的例子。
【没能策应“福建事变”，是红军之痛！】
1933年11月20号那天，“福建那边出了大事”，19路军突然宣布要跟蒋介石对着干。这一来，原本把中央苏区东面包得严严实实的敌军防线，瞬间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！
国民党里头有不少反对蒋介石的人，比如蔡廷锴、陈铭枢、蒋光鼐，他们在福建拉起队伍，公开跟蒋介石对着干，还搞了个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，成了蒋介石的头号大敌。蒋介石那时候正忙着攻打中央苏区呢，可没办法，他还得分出不少兵力去摆平福建那边的事儿，就是所谓的“福建事变”。
这对红军来说，简直是雪中送炭的好事。新成立的福建政府主动向红军示好，想跟红军联手，一起对付蒋介石。红军里头，像毛泽东这样的实在人，都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：要是能和福建政府联手，那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“围剿”，可就轻松多了。
毛泽东提议，红军得把兵力聚一块儿，配合“福建事变”，赶紧冲出包围圈，去苏浙皖赣那些敌人还没建起碉堡的地方，开辟新的苏区。这样一来，红军就能从守着转为主动出击，还能给国民党老巢南京、上海、杭州那边制造大麻烦，让中国这局势整个儿换个新面貌！
所以，不论是毛泽东，还是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这些红军里的明白人，都对“福建事变”表示要联手应对。他们对19路军派过来的联络员是热烈欢迎，使劲浑身解数想要促成两边的联手。
不过，他们的看法被李德和博古给拒绝了。李德觉得，那“福建事变”背后的人，比蒋介石还要棘手。博古则直言不讳：“说白了，就是小军阀和大军阀之间的争斗，红军绝对不能跟蔡廷锴这个小军阀混为一谈。”
蔡廷锴以前参与过南昌起义，但后来带着队伍在往广东走的路上，他突然带着人跑了，算是叛变了。不知道博古心里有没有琢磨起蔡廷锴干的这档子“坏事”。
说白了，红军看着“福建事变”被蒋介石给彻底平定了，却啥也没做。那时候，蒋介石派去平定“福建事变”的亲信部队，浩浩荡荡地从红一方面军旁边经过，大伙儿都喊着要打，可李德就是不给批。后来呢，多亏了毛泽东和张闻天极力反对，李德这才有点动摇，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“福建事变”早被摆平了……蒋介石收拾完那边，立马就掉头来对付中央红军了！
【毛泽东是历史的选择】
博古和李德俩人的决策，让中国革命吃了大亏，“第五次反围剿”还是没能挺过去。结果，8万红军战士不得不离开红都瑞金，一路往西走，这才有了后来的万里长征。江西有首很有名的民歌《十送红军》，唱的就是苏区老百姓对红军队伍那种依依不舍的心情。
红军兄弟离家走下山，秋雨绵绵带来凉飕飕，梧桐树叶全落光了，心里头愁得没法说。想问一句红军亲人呐，啥时候才能再回家园……
然而，故事还没结束，博古和李德仍旧没觉得自己哪儿不对，还死守着那套大错特错的想法。最后，他们在桂北的胡乱指挥又给红军惹了大麻烦。在湘江那场打得天昏地暗的大战中，8万红军好不容易冲破了敌人的第五道封锁线，可凶狠的桂军把红军打得伤亡惨重。等红军好不容易进了茫茫的越城岭，人数已经不到3万了！
红军老打败仗，让不少领导心里都挺不是滋味，大伙儿都在琢磨，为啥毛主席带的红军就能那么灵活，在敌人重重包围里还能越打越强，队伍越来越大；可到了李德那儿，红军人数越来越少，战斗力也越来越差，一败再败，到现在就剩下三万来人了！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
过了一个月，大名鼎鼎的“遵义会议”终于开了。这次会议，多亏了周恩来、朱德、张闻天、王稼祥这些大领导的努力，李德和博古就被拿掉了军队的指挥权，毛泽东呢，又重新回到了带兵打仗的核心位置。要说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地方，那就是毛泽东回来了，红军那股子劲儿也回来了，那个以前打得敌人摸不着北、战无不胜的红军，真的又回来了！
遵义会议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它起到了三大关键作用：让党重获新生，让红军转危为安，也让中国革命走上了新道路。从那以后，毛泽东在军队和党内开始慢慢成为了最高领导人。这么说吧，毛泽东能坐上这个位置，既是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，也是党和红军的共同决定，更可以说是历史自然而然的选择！
